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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605年，长安深宫的一间囚室里，30岁的杨谅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这位隋文帝杨坚最疼爱的小儿子，曾手握52州兵权、享尽皇室荣宠，最终却落得“削籍为民、幽禁至死”的下场。他的一生，像一面镜子，照见了隋初皇室的温情与残酷，也写尽了权力漩涡中皇子的身不由己。
开皇元年（581年），杨坚篡周建隋，登基伊始便将年仅7岁的幼子杨谅封为汉王。作为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的第五子，杨谅自出生起就自带“宠妃幼子”的光环。不同于其他皇子早早离京赴任历练，杨谅一直留在父母身边，直到22岁才被外放任职，这份偏爱在皇室中极为罕见。
开皇十七年（597年），杨谅出任并州总管，杨坚更是给了他一份“独一份”的殊荣：“领地西起华山，东至渤海，北达燕门关，南到黄河的五十二州尽隶焉”，还特意下诏“特授杨谅遇事不必拘于律令限制，可自行行事”。为了表达对幼子的牵挂，杨坚在巡幸温汤时，亲自送杨谅到并州赴任，这份父爱，让其他皇子望尘莫及。《隋书·卷四十五·列传第十》中明确记载：“高祖幸温汤，亲送谅至并州，特许以便宜，不拘律令。”
初掌大权的杨谅，也曾试图在战场上证明自己。开皇十八年（598年），高句丽侵扰辽西，杨坚任命杨谅为行军元帅，率领三十万水陆大军出征。可惜天不遂人愿，军队强渡辽水后恰逢雨季，疫病横行，最终无功而返。这次征战中，杨谅还因与元帅长史高颎意见不合，回京后向母亲独孤伽罗哭诉，间接导致高颎被罢官，足见其当时的受宠程度。《北史·卷七十一·列传第五十九》记载：“谅以颎专擅，衔之，及还，泣言于后曰：‘颎性刚愎，非少主臣也。’后赞帝废颎。”
展开剩余67%真正让杨谅心态失衡的，是皇室储位的变动。开皇二十年（600年），太子杨勇被废，二哥杨广被立为新太子；仁寿二年（602年），四哥蜀王杨秀又因罪被废。接连两位兄长的悲惨结局，让身处权力要地的杨谅陷入了深深的不安。他深知自己手握重兵，早已是杨广的眼中钉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谋划。
杨谅以“突厥强盛，太原需加强防备”为由，向杨坚请求征调民夫修缮兵器、囤积粮草，暗中招纳亡命之徒近万人。他还特意招揽了南朝梁名将王僧辩之子王頍、陈朝名将萧摩诃等失意将领，为自己积蓄力量。《隋书》中记载他“招佣亡命，左右私人，殆将数万”，一场针对未来皇权的阴谋，正在暗中酝酿。
仁寿四年（604年），隋文帝杨坚驾崩的消息传来，杨广随即派车骑将军屈突通带着诏书召杨谅回京。杨谅一眼就识破了其中的陷阱——他与父亲早有约定，若诏书是真，召他回京的敕字旁会加一个小点，而眼前的诏书并无标记。《隋书》记载：“谅之初赴并州，高祖尝密谓曰：‘若玺书召汝，于敕字之旁别加一点，又与玉麟符相合者，当就征。’及发书无验，谅知有变。”
识破阴谋的杨谅，当即决定起兵谋反，打出“清君侧，诛杨素”的旗号。起兵初期，他占据绝对优势，麾下将领裴文安建议他“率精锐直入蒲津关，闪电攻击京师，十天内可定大事”。杨谅最初采纳了这个计策，派多路大军分头进军，一度逼近京师腹地。
可就在战局一片大好之际，杨谅却突然临阵退缩。当裴文安的前锋部队距离蒲津关仅百余里时，他下令停止进军，破坏黄河大桥转为防守。裴文安急驰返回劝阻：“军事行动贵在神速，出其不意，如今中途停止，让敌人有了准备，大事难成啊！”但杨谅始终犹豫不决，错失了最佳战机。《北史》中详细记载了这一转折：“到蒲津百余里，谅忽改图，令纥单贵断河桥，守蒲州，而召文安还。文安曰：‘兵机诡速，本欲出其不意，今还兵授城，机事已失，必无成理。’谅不从。”
杨广抓住机会，派杨素率领五千骑兵突袭蒲州，迅速击溃杨谅的防线。随后杨素率四万大军直扑并州，杨谅麾下将领接连战败。惊慌失措的杨谅亲自率军在蒿泽布阵抵抗，却又因大雨心生退意，无视王頍“趁杨素军队疲惫主动出击”的建议，执意退守清源。这一退，彻底断送了翻盘的可能。
最终，杨谅在与杨素的决战中惨败，死伤一万八千人，被迫退守并州。杨素大军围城，走投无路的杨谅只能出城投降。杨广虽念及兄弟之情，没有直接处死他，却下令“削其官爵，除名为民，幽禁别第”。大业元年（605年），杨谅在幽禁中去世，年仅30岁。他的儿子杨颢也被囚禁，后来在宇文化及发动的政变中遇害。
《隋书》对杨谅的评价颇为中肯：“谅起晋阳之甲，成兹乱常之衅，盖亦有以动之也。”他的悲剧，既是权力斗争的必然结果，也源于自身的优柔寡断。从被父亲捧在手心的汉王，到兵败被囚的罪臣，杨谅的一生，是隋初皇室亲情与权力博弈的缩影，也为这个短暂而辉煌的王朝，添上了一抹悲情的色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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